曾国藩深知“功高震主”一语的内涵，所以他想到了清政府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使用的时候，必定会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。当太平天国已除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?数十万的湘、淮军的存在，对曾国藩本人来说，当时简直不是福，而是祸，他是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。曾国藩的政治敏感性和他的老成练达，不能不让世人佩服。所以，在金陵攻下不到一个月之后，曾国藩便接连采取韬晦之计。
1865年一l866年，曾国藩因剿捻无功，受到严旨诘责七次，被御史参劾五次。这样的急风骤雨，不能不使他胆战心惊，“直觉无处不疚心，无日不惧祸也”。于是，他的韬晦之计进而发展为引退的念头。他多次拟奏请开缺回籍，终老林泉，却被亲友所劝阻。他哀叹说：“人以极品为荣，吾今实以苦恼之境。然时势所处，万不能置身事外，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。”他悲观到了极点，甚至说：“诸事棘手，焦灼之际，未尝不思遁人闭眼箱子之中，昂然甘寝，万事不视，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。”加上他逐渐步入垂暮之年，身患重病，“登阶升降需人扶持”，精力的衰竭，加深了他害怕风浪，但求敷衍平稳的态度。曾国藩晚年的一部分时间正是抱着这种谨慎的心态，在努力平衡各方面的力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