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件事情说明，西周以来的《诗》不仅在“诸华”“诸夏”的范围内有广泛的影响，以至于在许多场合贵族们、士人们都要引《诗》明志。而且在“诸戎”中间，尽管有“言语不达”的障碍，但像驹支这样的人物，还是比较熟悉华夏文化的，并在思想上、心理上有所认同。
战国、秦汉间的“解经”者，在民族观上有专以“中国”与“夷狄”相对待而言的观点，这主要见于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穀梁传》和《礼记》等书。而“解经”所说的“中国”，其实是指春秋时期“诸华”“诸夏”的总称。[18]从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来看，这主要反映了作者们的义例思想，但这种义例思想同民族观念是有密切关系的。[19]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的义例中频频显“中国”与“夷狄”相对待而言的做法中，表明在其民族观中，“中国”与“夷狄”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，即称“中国”是相对于“夷狄”而言，说“夷狄”是相对于“中国”而言。是否可以认为，这正是后来“大一统”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呢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