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餐桌上,特雷德尔和我被分开了,我们都被打发到两个很远的角落里,他坐在一位身穿大红丝绒的太太身边,笼罩在耀眼的红光中,我则坐在哈姆雷特的姑母一旁,落在幽暗的阴影下。用餐的时间很长,席上谈的尽是贵族社会的事——还有血统。沃特布鲁太太不止一次对我们说,如果沃特布鲁先生有什么癖好的话,那就是血统了。
我不止一次想到,要是我们不这么讲高雅,那我们的谈话一定会进行得好一些。正由于我们大讲高雅,所以我们谈话的范围就非常狭窄了。席上有一对夫妇,格尔皮吉先生和格尔皮吉太太,他们跟英伦银行的法律事务有点间接关系(至少格尔皮吉先生是这样),于是一会儿谈英伦银行,一会儿谈财政部,像宫廷公报似的,我们便都排除在外了。使这种局面有所好转的是,多亏哈姆雷特的姑母有一种家传的毛病,喜欢独白[6],不管别人提出什么话题,她就会自言自语、杂乱无章地说个没完。话题当然还是不多的。不过,既然大家说来说去总要说到血统上,她也就跟她的那位侄儿一样,海阔天空地做起抽象的思考来了。
我们简直都成了一群吃人魔王了,谈话竟这么血淋淋的。
“我承认,我跟沃特布鲁太太的看法一致,”沃特布鲁先生说着,把酒杯举到眼睛跟前,“别的尽管一切都好,不过我要的还是血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