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起高宗武，汪精卫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，他感到自己就像伯乐一样，从芸芸众生中寻出一匹千里良驹。他最早注意到这个人的名字，是见诸于报端。高宗武文笔流畅，逻辑严密，知识丰富。更难得的是，他的文章中对中日问题的某些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，使汪精卫大有知音之感。因此，他很快请人邀请高宗武来行政院一叙。
高宗武的学者气质立刻就给汪精卫一个好感，应对之间，得体大方，一席话终了，临别时，汪精卫挽留说：
“高先生年轻有为，值此国家用人之际，可否弃笔从政，助汪某一臂之力。”
外表清高而内多欲望的高宗武，一听此言，正中下怀，他也渴望在外交界一试身手。
“汪先生卓而不群，人望所归。宗武年轻幼稚，正需名师前辈赐教。古者弃笔从缨传为佳话，今者宗武弃笔从政，只是希望能为国家略尽绵薄，如蒙汪先生不弃，甘愿随侍左右，听凭呼唤。”
汪精卫大喜：
“先委曲你在外交部亚洲科负责，这可是最棘手也最容易干出名堂的部门，你的今后前程我会安排的。”
高宗武上任伊始，汪精卫就予以非常之信任，1934年底，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代表，赴北平与日方代表商谈关内关外有关通邮事宜。这个问题已经闹了几年了，是个棘手活。高宗武唇枪舌剑，折冲转圜，终于达成协议，日方答应关内关外通邮一概使用南京政府发行之邮票，从而使中方避免有对伪满洲国事实上之承认的嫌疑。这件事在外交部影响很大，当时，凡中日交涉，外交部人员无不视为畏途，弱国无外交，在对方咄咄逼人气势下，据理力争谈何容易，况且“上头”又定下调子，如果昧良心，那一顶卖国帽子又有谁愿意戴上。高宗武此番谈判，就“勉为其难”这一点来讲，已经让人“欣赏”了，何况谈判的结果也算差强人意，不负所托了。